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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政治学习内容

 1月:传承和弘扬孝道文化

  一、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敬养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

  1、敬亲。中国传统孝道的精髓在于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敬”和“爱”,没有敬和爱,就淡不上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也就是说,对待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供养,关键在于要有对父母的爱,而且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没有这种爱,不仅谈不上对父母孝敬,而且和饲养犬马没有什么两样。同时,孔子认为,子女履行孝道最困难的就是时刻保持这种“爱”,即心情愉悦地对待父母。

  2、奉养。中国传统孝道的物质基础就是要从物质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生则养”,这是孝敬父母的最低纲领。儒家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如果有肉,要首先让老年人吃。这一点非常重要,孝道强调老年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优先性。

  3、侍疾。老年人年老体弱,容易得病,因此,中国传统孝道把“侍疾”作为重要内容。侍疾就是如果老年父母生病,要及时诊治,精心照料,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

  4、立身。《孝经》云:“安身行道,扬名于世,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做子女的要“立身”并成就一番事业。儿女事业上有了成就,父母就会感到高兴,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因此,终日无所事事,一生庸庸碌碌,这也是对父母的不孝。

  5、谏诤。 《孝经》谏诤章指出:“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也就是说,在父母有不义的时候,不仅不能顺从,而应谏诤父母,使其改正不义,这样可以防止父母陷於不义。

  6、善终。 《孝经》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儒家的孝道把送葬看得很重,在丧礼时要尽各种礼仪。

  二、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历史作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孝道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1、修身养性。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通过践行孝道,每个人的道德可以完善。否则,失去孝道,就失去做人的最起码的德性。因此,儒家历来以修身为基础。在今天,倡导孝道,并以此作为培育下一代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融合家庭。从家庭来说,实行孝道,可以长幼有序,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家庭不稳定则社会不稳定。故此,儒家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用孝道规范家庭。在新时代,强调子女尊敬和赡养老年父母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3、报国敬业。孝道推崇忠君思想,倡导报国敬业。在封建时代,君与国有时候是同一个意思。据此,儒家认为,实行孝道,就必须在家敬父母,在外事公卿,达于至高无上的国君。虽然其对国君有愚忠的糟粕,但蕴藏其中的报效国家和爱国敬业的思想则是积极进步的。

  4、凝聚社会。儒家思想产生于乱世。孝道的思想可以规范社会的行为,建立礼仪的一些制度,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凝聚社会,达到天下一统,由乱达治。客观地讲,孝道思想为封建社会维持其社会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为中国的一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塑造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于诸子百家,历代都有损益变化,但孝道的思想和传统始终统领着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同化无数外来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孝道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成为古代世界文明延续至今的唯一的古文明,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孝道文化。

 

2月:民主集中制若干问题解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关于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作出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发展。这个定义式的论述阐明,民主集中制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个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两个过程不能相互脱节,而必须紧密联系,把它们很好地“相结合”起来。显而易见,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所作的创新性论述中,包含着四个关键的要素,即“民主”、“集中”、“指导”和“相结合”。这四个要素究竟包含哪些基本涵义,怎样才是给予了科学的、合理的解读,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大问题。笔者认为,研究党的民主集中制,在重视研究“制度”的同时,应转向研究“过程”并重点研究处于过程中的“要素”。为此,本文另辟蹊径,围绕民主集中制“两个过程”中的“四个要素”,就何谓“民主”、何谓“集中”、何谓“指导”和何谓“相结合”四大方面,力求作出符合民主集中制制度规定的解析。

  一、何谓“民主”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第一个过程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着“民主”的要素,也有着“集中”的要素,那么,这样的“民主”要素和“集中”要素究竟包含什么样的涵义呢?我们先来解析“民主”。这里所谈的“民主”,显然是指全体党员(也包括党的干部和由党员组成的各级党组织在内)所享有的民主权利。这些民主权利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下列诸项:

  一是党员享有了解党内事务的权利。党员在党内构成党的主体,发挥着主体作用,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有了解、知悉党内事务的必要和责任。因此,党内事务应实行公开原则,即把党务向全体党员和干部开放。党不应该是一个“暗箱”,党内事务也不能搞“暗箱操作”。党要及时地向自己的党员和干部主动通报党务。党提出的要建立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就是为了使党务能够在党内得以及时的传达。情况通报的内容既包括一般情况通报,也包括重大情况通报。要根据通报内容的不同性质和特点规定时限,一般性的工作情况一个月或一个季度作一次通报,有重要性或紧急性的工作情况则要即时通报,以使党员和干部对党内各方面的事务都有所知晓。

  二是党员享有广泛参与党内决策的权利。党内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必须广泛征求党员意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各级党组织能否作出正确的决策,关键在于是否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反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愿,是否按客观规律办事。进行决策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时,应把需要征求意见的决策内容,根据征求意见的范围提前告知给征求意见对象,给征求意见和参与决策的党员群众充分的时间。要合理确定征求意见的对象,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解决征求意见面偏窄、人数偏少的问题。征求意见的形式可采取调查研究、座谈讨论、交流协商、专家咨询、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和收集党员对决策和重大决策的意见、建议。党员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各种看法、观点。

  三是党员所在的支部、总支部以及各级党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要定期举行会议。党的各级组织通过会议形式进行党的工作,是党内实行民主,党员和党的干部参与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体现。特别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必须实行常任制。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度是指,党代表资格是常任的,任期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相同;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党代表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及闭会期间的活动,在任期内始终发挥参与决策、监督、参谋和桥梁作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常任制,有利于保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不是倒过来成为各级党委的陪衬,作为“参谋”、“耳目”。 在建立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同时,要建立各级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党代表提案,是指党代表就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或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向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列入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书面意见和建议。对代表的提议,各级党代表大会和党委要认真研究、处理。对涉及有关部门、单位的提议,各级党代表大会和党委要责成有关部门、单位及时处理,并加强督办;承办部门、单位要向同级地方党委报告处理结果。对于代表提议的处理情况,要以书面形式,向代表作出认真负责的答复;一时难以解决或需要暂缓处理的,要向代表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也要建立健全党的各级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和报告工作的制度。首先,建立健全定期召开全委会会议制度。凡涉及重大问题,都应在充分论证基础上,通过召开全委会会议讨论决定,并在全委会监督下实施。应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全委会议次数。其次,改变过去全委会只听取报告、接受指令和任务、发言表态的单一内容和形式。再次,常委会应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包括报告常委会及其成员廉政建设的情况,接受全委会的审议。最后,建立健全全委会会议议题双向提出制度、民主议事决策制度、全委会票决制度。

  四是党员享有选举各级干部的权利。党的各级干部必须经由民主选举产生或由民主任命产生。要大力改进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党员具有推荐权,应建立党员或代表的提名制度;改进候选人介绍方式,候选人的介绍,在“组织介绍”的同时还应有“自我介绍”;试行候选人的竞选方式,对竞选演说的范围、承诺内容及方式等作出详细的规定,通过竞选演说、接受党员的质询与提问以增进了解,让党员对候选人的参选目的、动机、施政纲领有充分的认识;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并改进和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党的各级干部职务都是可以变动的、都有一定任期的,不存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五是党员享有监督权。党内任何人都有监督权,也都要受到他人的监督。实行党员监督制,特别对不称职的干部实行罢免或撤换,是采取民主的办法解决党内干部更新淘汰的基本制度,其方法是由党员、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或党的委员会成员,向党的组织或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的动议,实行自下而上的制约监督。

  二、何谓“集中”

  以上我们解析了“民主”的涵义,现在接着解析“集中”的涵义。由于民主集中制里的“集中”,是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和强调“集中”的前面有个“民主基础上的”限定词,即“集中”必须是民主的,而非其他什么别的东西。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说,“集中”有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形态,一种是与民主相联系的、从属于民主制度的“集中”,即民主的“集中”;另一种则是与专制相联系的、从属于专制制度的“集中”,即专制的“集中”。由于有着这样两种性质不同的“集中”,对“集中”的规定和要求也就截然不同。把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与民主相联系,使之从属于民主制度,这就必然要求实行以上五项民主权利,党内必须充分开展民主,然后,才能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而且,在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时,必须实行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即要求少数人去服从多数人的主张,当然多数人也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益,这就是说,大家都要按照多数人达成的共识办事。反之,如果把“集中”与专制相联系,使之从属于专制制度,这样的“集中”必然无视民主,它也无须顾及民主原则、民主程序,搞得当然就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那一套,恰恰要求的是多数人去服从少数人,甚至是服从于某一个人,这就势必造成“一言堂”、“家长制”独裁、掌控的局面。这样的“集中”,必然使民主集中制变质走样。

  那么,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要形成和达到什么样的“集中”呢?其“集中”的结果,大致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重大决策形成的“集中”。党的活动和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和党的重大事务作出决策。这样的决策,产生的是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等结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是党的生命线,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党组、总支部等组织,承当着就重大问题和重大党务进行决策的重任。在实施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党内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甚至允许进行争论和辩驳。重大决策还要经过民主程序,切忌变成少数人的空忙。要采取会议表决的形式,达到过半数或三分之二以上的才能获得通过。这样的“集中”,才真正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具有公信力和约束力。

  二是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形成的“集中”。党要顺利地开展各项活动和工作,还需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党的规章制度作为“党规党法”,是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行动的准则,具有科学规范性和长期稳定性。制定党的规章制度,是一件十分慎重的事情,绝不能成为某个人或某一些人意志的体现和需要的满足。党的规章制度的产生和以后的修改完善,同样需要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广泛的民主讨论,使之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是通过选举或任命干部形成的“集中”。党组织的活动和工作,总是由党的各级干部负责和主持的。各级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人民的公仆。通过民主选举或民主任命干部形成的“集中”,就是赋予这些干部以职责,在集体分工、个人负责情况下所具有的执行权,即“首长负责制”的办事权力。需要强调的是,授给民主选举或民主任命的干部的“集中”权力,仅仅是完成党的任务的执行权力,即为执行和完成党的任务过程中所负有的指挥权、督查权,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权力。

  三、何谓“指导”

  民主集中制的第二个过程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集中要发挥“指导“民主的作用。和第一过程“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这两个要素一样,第二个过程“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是同时具有“集中”和“民主”这两个要素。而且,遵循逻辑一致的原则,在第二过程“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里的“集中”和“民主”的基本涵义,同第一过程中的“民主”和“集中”的涵义必须是一致的。它们的涵义只有一致了,才能一以贯之,否则就会鸡同鸭讲,前言不搭后语,前后互相矛盾。假使认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讲的“集中”和“民主”,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所讲的“民主”和“集中”意思不一样,并有意进行更改,甚至瞒天过海、偷梁换柱,例如把第二过程中的“集中”说成是某个人“意志的集中”,悄悄地变成与专制制度相联系的“集中”,这样一来,民主集中制的这两个过程,前后之间就没有必然的内在的关系了。讲清楚这个道理非常重要,目的在于可以使我们有效地防范有人任意地把前后两个过程的“民主”和“集中”解说成不一样的不当做法。

  那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究竟是怎样地用“集中”来“指导”着“民主”呢?按照前后一贯的规则,“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当然就是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所形成的三个方面来“指导”民主。

  一是用重大决策的集中“指导”民主,就是不让有人公然在言论和行为上有公开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的民主权利。当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等形成之后,也不是永远地定于一尊、不可更变的,个别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在下一次会议或适当的场合提出异议和动议,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变更,以形成新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结果。但是在没有做出这样的改变之前,任何人是不允许任意反对和拒不实行现行的规定的,不能说什么“我有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等等。

  二是用规章制度的集中“指导”民主,就是不让有人具有不服从、不遵守规章制度的民主权利。规章制度形成之后也不是再不可以改变的,但同样地,在未作出新的改变之前,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理由不予服从遵守。

  三是用干部分工负责所具有的集中的权力“指导”民主,此时,除了领导者个人把执行权滥用来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以及规章制度可以理所当然地被拒绝和控告外,是不允许任何人有不服从他的执行权的所谓的民主言论和行动。

  由上可见,“集中”何以能“指导”着“民主”呢?这是因为,“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而产生的“集中”,它代表着“众意”和“共识”,所以才有资格和能力“指导”着“民主”,即大家在集体所形成的看法、观点、意见、规范付之行动面前,必须讲服从、讲遵守。此时,倘若还有个别人或少数人不愿意,仍然说三道四,还要保有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表示反对、不予理睬的“民主”,那就要对这样的“民主”施加纪律的约束和处置。

  反之,我们要反对另一类的“指导”,即用与专制制度联系的“集中”去“指导”民主。如果是用与专制相联系并从属于专制制度的“集中”去指导民主,由于失去了“众意”、“共识”,不过是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意见强加于众人、控制于众人。这样的“集中”显然不具备有指导民主的资格,它所指导的也不可能是什么民主,而是众人已经从根本上被剥夺了民主。用这样的专制的“集中”指导民主,自然与民主集中制背道而驰。

  四、何谓“相结合”

  民主集中制的两个过程“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并不是孤立存在、相互割裂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为此,必须实现两者的“相结合”,使两个过程相互衔接,无穷地循环往复,不断的深化发展。这样的“相结合”,也才是完美的。那么,怎样使“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个过程完美地“相结合”呢?必须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能任意颠倒民主集中制的过程顺序,把第一个过程变成第二过程,或把第二过程变成第一过程。民主集中制是先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开始,再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为止,这个关于前后顺序的规定非常重要,说明了民主集中制总是起步于民主,是从“民主”环节而走向“集中”的,然后,因为有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如果有人贸然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放到前面去,使它成为第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制度就将变成“集中民主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制度的民主性和民主化。

  其次,不能轻视民主集中制的第一个过程而片面地看重和强调第二过程,甚至把第一个过程弃之不用,只讲第二过程。理解和执行民主集中制,现在在一些党组织和领导者那里,觉得“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特别符合自己的口味,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则不符合,因而就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搞得轻飘飘的、无足轻重一般;反过来,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当成最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地强化,乃至于无以复加。在一些党组织和领导者那里,民主集中制甚至变成了“没有民主”的环节,只剩下了“集中”的环节,或者只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过程,这是完全割裂民主集中制两个过程必须紧密关系的错误行为。应该强调,如果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就不可能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二者缺一不可,相得才能益彰。

  最后,无论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还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们之间的“相结合”,体现的是都是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实质也正在于民主。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讲的是民主本身,而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讲的还是民主本身。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对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的“集中”;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集中”,也是以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进一步“指导”即约束和规范少数人的不正常的民主行为,不允许少数人任意去推翻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由此可见,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说到底体现的是对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的尊重,在其本质上就是民主,也只能是民主。因此,绝对不能把“集中”理解为是和民主相抵触的。归根到底,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都是发展民主的动力而不是阻力,都是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

有了以上对民主集中制四个要素基本内涵的准确解读和认识,今后在党的工作和党内生活实践中,我们就可以进行对照、判断、检查,把凡是不符合以上民主集中制的那些错误言行摒弃在外,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项根本原则和制度。

 

3月:深入解读“四个全面”,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年,十八大将“建设”改成“建成”,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全面依法治国。2014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2014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认真领会和把握“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除了定位外,它还包含哪些内容?相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整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亲自做了说明。他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说明,清楚地界定了每个“全面”的地位、作用,也从总体上界定了“四个全面”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它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一系列要求。主要指标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即两个数字都要翻番。在此基础上,还要在建党100周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过去还有一个“基本”,叫“基本实现”。现在“基本”两个字已经去掉了,就是实现,这样要求就更高了。进一步,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些连贯的目标,构成了非常豪迈的中国梦。

  从全面深化改革来说,十八大规定的到2020年的目标,同时包含发展目标和改革目标两个方面,报告的小标题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和建议时,直接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系,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内容,是顺利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解决我们在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保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势头,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紧密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部署,夯实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从全面从严治党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也作了深刻论述。他指出,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都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也要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三大举措实施得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就要受到影响,目标就不能保证实现。

  三大战略举措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必须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互相渗透,共同推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由党来领导,因此,就必须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也必须由党来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同样,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正确处理改革创新与于法有据的关系,在改革的过程中及时做好法律立、改、废的工作。而全面依法治国,也要坚持改革方向和问题导向,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

“四个全面”都已经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八大以来最新确立的战略布局。它更加完整地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也进一步突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坚持“四个全面”,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战略导引。

 

4月:民政法规政策解读

一、关于推行民政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目标、原则和任务

推行民政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作,是实现民政工作法制化的基础工程。通过扎实有效的推进,力求实现以下基本目标:1. 在全国民政系统建立以民为本、为民解困、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民政行政执法体制。2. 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奖罚分明、制约有效的民政行政执法运行机制。3. 实现执法主体合法化、执法行为规范化、执法责任具体化,形成法治民政的新格局。

  民政系统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在执行各级党和政府确定的工作方针的基础上,还应坚持以下工作原则:1. 以民为本、为民解困。民政行政执法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必须把为人民群众执法、让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推进民政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出发点、落脚点和评价标准,必须把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理念内化为每一个民政行政执法人员的自觉行动、贯穿于推行民政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全过程,下功夫做好人民群众最关切的民政行政执法工作。2. 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从民政部门行政执法类别多、任务重、人员少、要求高的实际出发,加强重点部门和重点岗位的行政执法建设,把推行民政行政执法责任制与民政政务公开、民政行风评议、公务员考核制度结合起来,切实抓出成效,形成民政行政执法的长效机制。3. 条块结合,稳步推行。在本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上级民政部门的指导下,分类实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和深化。4. 于法周严、于事简便。鼓励各级民政部门在依法操作的前提下,创造简捷、便民、利民、整合、统一的工作方式。

  推行民政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环环相扣,步步相连。大体上可以按照五步进行:1. 理清民政行政执法依据,规范执法主体,做到执法有依据。2. 落实民政行政执法岗位责任,规范工作流程,做到有权必有责。3. 建立民政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做到结果有考核。4. 实行民政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做到过错有追究。5. 完善民政行政执法公开制度,做到全程有监督。

  二、关于理清民政行政执法依据

  (一)梳理行政执法主体

  民政行政执法主体为:1. 民政行政机关;2.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3. 依法受委托执法的组织;4.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组织。各级民政部门要依法对执法主体进行清理,明确本级民政行政执法主体的类型及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依据。

  (二)梳理行政执法依据

  民政行政执法依据,包括本部门所执行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部门的“三定”规定,也包括协助、配合其他部门实施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规范。除此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一般不能作为行政执法依据。民政部门作为具体审核把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其行政执法主体是人民政府的,要把有关法律规范作为本部门的执法依据进行梳理。

  梳理中发现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法律规范,应当依法及时提出废止或修改的建议;注意与上级民政部门的执法依据相衔接,避免遗漏;注意与执法依据的制定、修改和废止情况相衔接,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行政执法依据应按效力高低及具体适用条款列明;执法依据的梳理结果,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核、上级民政部门备案。

  (三)梳理执法行为

  民政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类别较多,可以参照“8+1”的分类方式梳理。

  1. 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如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建设公墓许可等。具体许可项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实施后的清理、认定结果为准。

  2. 行政处罚。拥有处罚权的国家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法定依据和法定程序所实施的法律制裁。如对侵占民办非企业单位资产的处罚;对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处罚等。

  3. 行政强制。行政主体为了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通过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秩序或保护公民人身健康、安全的需要,对相对方的人身或财产采取紧急性、即时性强制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如封存基金会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收缴《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和印章等。

  4. 行政征收。行政主体凭借国家政权,依法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强制、无偿征集金钱或实物的行为。

  5. 行政给付。行政主体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依法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者与物质有关的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是给付金钱或者实物。如抚恤金、自然灾害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等。

  6. 行政确认。行政机关依法对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定、证明(或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如对非现役军人因公牺牲烈士资格的确认;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等。

  7. 行政裁决。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行政行为。

  8. 行政监督管理。行政机关以法定职权,对相对方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执行行政命令、决定的情况进行的监督。如对基金会实施年度检查;对救助管理机构的监管等。民政行政执法部门对自己负责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一般具有行政监督检查权。

9.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主要指不适合上述分类的其他行政职权。如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指导等。

 

5月:深入十八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党的十八大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确定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奋斗目标,并用“致命伤害”“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问题的潜在危险。十八届一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警示全党“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带头改进作风,号召狠刹奢侈浪费;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着重就严明纪律、改进作风、反对腐败作出了重要部署,都表明一个坚定的态度,这就是:从严治党,从转变党的作风入手,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这意味着我们党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一项经常化的工作深入持久地不断推进,对继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新目标、新举措,为我们进一步理顺反腐倡廉工作思路,探索反腐倡廉工作方式、方法和措施指明了方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正确认识手中掌握的权力。进一步推动反腐倡廉建设,重点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进一步加强权力制约机制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控,加强对权力行使的规范和限制,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权力既高效运转又正确行使。党员干部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通过正确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讲党性、重品行,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为政之要。在廉政工作中讲党性、重品行,最重要的就是党员干部要正确认识手中掌握的权力。党员干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认识到“职务越高,责任越重;权力越大,义务越多”的道理,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对党纪国法常怀畏惧之心,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高党员干部的修养水平和廉洁从政意识。建设廉洁政治,干部清正是基础,政府清廉是关键,政治清明是核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接受制度监督,增强纪律意识;规范权力运行,保持廉洁奉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以廉为荣,以贪为耻,慎待慎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把清廉要求与公共权力行使相结合,实现政府服务的公正性;把清明要求作为每一项政治事务的基本规范,着力解决个体廉洁、组织廉洁、制度廉洁等问题。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党员干部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监督是做好廉政工作的关键,正是有了监督,才能使党员干部保持清醒头脑,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使自己清正廉洁,少犯错误。只有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才不会懈怠,才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要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廉洁自律的表率。领导干部要明晰法律与纪律的“高压线”,明晰公与私的“警戒线”,明晰个人与家庭的“情感线”。要注重实干,不赶浪头,不出风头,把心思花在抓改革上,把劲头放在干事业上,把精力用在促发展上;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喊哗众取宠的空口号,不搞劳民伤财的假政绩,不摆不切合实际的花架子,切实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带头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6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201412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以下简称“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鲜明了时代精神,是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再提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维护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宏伟目标的精神支撑。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一、有利于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价值观是人们对周围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即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动机;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价值准则,凝结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即以什么作为评判事物价值大小的依据和尺度。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社会和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会形成与其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和当时国情特点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特性,进而反作用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影响每一名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评判标准。培育和践行科学的、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和潮流的、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观,有利于最大程度地统一全体社会成员对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和国家主流文化前进方向的总体价值的辨识,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对国家发展战略方针的认知和认同,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为改革和发展凝心聚力、凝神聚气。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各种风险和机遇并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不断向前、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必须不断提高,这需要统一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文化认识,需要一个能够统领各种文化观念、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能够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

  文化软实力之所以被称之为“软实力”,是因为它的概念和形象是抽象的,它的作用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通过集中体现国家基本制度特征和社会发展特征来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当代中国,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必须依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体现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思想文化核心,它的指导思想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决定了其性质和方向,进而决定了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它的内容——“三个倡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高度契合;它的任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目标完全一致。

  只有牢固确立我国文化的本质和方向,始终坚持核心价值观贯穿融入结合、落细落小落实,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正确和独立自主,进而牢固夯实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二、有利于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社会思潮是集中表现社会文化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一定阶段、一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一定时期社会思潮的发展格局反映了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反映了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思想文化是否处在科学健康发展轨道上,是否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产生积极的价值引导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和灵魂,在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能够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对正确把握和引导文化发展的政治方向具有天然优势。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入和产生,造成积极有益和消极腐朽两种类型的文化并存,多种多样的社会思潮并存发展。201312月,中办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体现了中央对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发展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社会文化的坚定决心和科学部署。“三个倡导”是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概括科学、全面、完整、准确,体现对社会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对进一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压缩消极社会思潮的扩散范围和负面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对弘扬正能量、放大主旋律,不断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必然有独特的价值魅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正是这种独特魅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三个呈现递进关系的价值追求:一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独特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发展战略设计的完美结合。二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这五位一体的建设思想是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实践得来的宝贵经验。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是无数仁人志士奋斗不息的梦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遵循建设国家、投身社会、实现自我的价值准则,这与西方国家宣扬“自由、民主、平等”口号下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要求截然不同,中华文化与中国国情决定了只有国家好、社会好才能人人好的价值实现路径。正是这种价值观念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把自己的机遇和国家、社会的机遇相联系;把自己的目标和国家、社会的目标相统一;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社会的命运相结合。“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也承认:中国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另一个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骄人成绩的吸引力。后者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也体现了孕育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独特魅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需要不断宣传和阐释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念,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三、有利于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文化的魅力不光要品读鉴赏,也要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实实在在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分别规划了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价值准则,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家、社会、个人价值追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魅力无穷,但百年的屈辱史使中华文明始终处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后发进程中,中华文化的弘扬和传播也受到较大影响。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今天,只有充分把握好、发展好、运用好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才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只有不断展示出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形象和更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形象,展示出更加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形象,才能不断扩大开放,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使世界进一步认识中华文化、认知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华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其核心内容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文化基础和价值习惯。关于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价值追求和价值关系的论述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国家层面,《周易·贲卦》中就曾谈到“文明以止,人文也”,表达了人们必须遵循自然运行规律,把握社会人伦秩序,才能使社会安定有序,体现了文明的意义。在社会层面,中国很早就出现“公正”思想。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就曾认为:“盖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表达了对公正的理解。在个人层面,《中庸》指出:“诚”是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据,是生生不息、真实无妄的“天之道”,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诚信的理解和重视。这些内容生动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够统领当代价值观念,代表大多数人们的主流思想,是因为其中倡导的很多内容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习惯。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文化走出去,加强中华文化推广内容和形式通俗化、国际化、多样化,使其更好、更快、更有效地为人所接受。然而,我们要做的基础工作还是要增强自身实力和魅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提升每个人的价值准则,提高每个人的整体素养,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素质水平,完善社会机能,增强社会活力,最终达到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蕴含了中华优秀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改造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工作,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党员、干部只有深刻理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群众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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